《制造杀人犯》-纪录片的“叙事性选择”

引子：纪录片的表现有一部分是导演的选择。

《制造杀人犯》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劳拉·瑞卡迪和莫拉·狄莫斯共同拍摄的纪录影片，讲述了犯罪嫌疑人艾弗里入狱十八年后无罪释放，两年后又因涉嫌谋杀再次被捕入狱的故事。这部影片有两位导演历经数年时间而完成，由于拍摄期间主人公艾弗里一直身处于监狱当中，因此故事的拍摄是两位导演借助对艾弗里家人以及与他相关的人的采访和调查想辅助的方式进行呈现。尽管如此，这样一则社会性的事件以一部纪录片出现在大众视野必然引起众多的讨论和不同观者对此事件的个人认知。影片的记录追述到艾弗里第一次入狱开始，在保证客观的前提下导演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选择性地加以呈现，这反映出了作为电影观众对影片有限的认知能力，而对创作者本身来说，现实无限的复杂性使得他们对真实的事件进行创作和构建就需要对现实各个方面都有所理解成为重要性因素。

影片通过叙事将对社会情境的感知和可观察到的事实编织在一起，叙事的一个更强大的功能不仅在于它们明确地说明了什么，还在于它们选择内容背后的隐含性的设想，因为叙事是有选择性的，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创作者的主观性。叙事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它必然是特定事件的产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是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来理解一切事物。因此，描述现实的选择性是必要的，叙事是不可避免地走上“没有正确的叙事”这样一条道路，尽管纪录片试图去理解现实，即相比于其他影片叙事更容易被证实。纪录片的创作者无疑能够轻易意识到在电影中呈现客观现实，并以拍摄影片所需的视听风格、创造力，吸引想象力等各种方式结合事实证据、参数来获得观众的认知和情感。

《制造杀人犯》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了一些观众情感上的诉求，并对现实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如影片在某些情况下也导致了美国司法系统的变化。尽管如此，即使是不采取行动而单纯作为观者的电影观众也很可能会经历情绪反应。另外，对两个或多个时间点的描述也被广泛认为是叙事的基础，这是以时间性作为最终参照的方式。叙事可能会以一种与理论类似的方式激励起宣传和新闻的创造，而理论与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正式和抽象的，而不是通过非正式的、通常带有规范色彩的故事来应用于多种情况。像《制造杀人犯》这样真正的犯罪类型与纪录片相结合，特别是像泰德·邦迪那样具有文化意义的叙事时，情感反应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如此，纪录片的呈现可以让观众发生一系列的情绪反应，尽管许多观众试图避免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潜在影响着观众的观看体验。在一个被宣传为“答案来源”的纪录片中，像许多真正的纪录片一样提出了特别有趣问题的法律学者杰西卡·西尔贝所说的，“真实的证据”——即逮捕的录像、招供、犯罪现场、出现在美国法庭的最好的证据特别是对过去的事件有争议的内容，和证据的有效性或态度，不仅需要提交给法庭内的专家，还应该出现在陪审团和电视观众基本上未经训练过的眼睛面前。

在“楼梯杀人案”中楼梯与观众产生了共鸣，并继续具有影响力，令人难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使用虚构的方法，如果通过重新建构来明确地美化它的叙事，那么它便相当明确地利用了真实审判的固有情节和耸人听闻的叙事复杂性。正如另一位法律学者彼得·布鲁克斯所主张的那样，“叙事法在法律中确实无处不在”，而且毫无疑问，任何法庭律师都知道这一点，真实犯罪纪录片的流行支持了纪录片和刑法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配对观点。

刑法和纪录片非常适合，是因为大多数外行人通过虚构的电影、电视和印刷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刑法，因此更熟悉刑法的表现。真实犯罪纪录片的流行是因为刑法主题的熟悉性质，特别是善与恶之间的冲动。通过与故事创造者的目标相一致的电影风格来增强观众的沉浸感，从而增强叙事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可以增强观众在故事中迷失的倾向，叙事是人类试图理解现实的关键部分。因此，政策制定者和传播者必须优先考虑在他们的工作中有效地使用叙事来让人们理解和相信。

随着理解一个问题的需求增加，多重、且相互竞争的叙述可能会同时流行起来，真相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被确立起来，就此电影创作者有责任对其观众保持透明，且通过从“一开始就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帮助观众对影片理解变得更加透明。为了保持电影创作者的艺术方向，他们仍然可以做出广泛的“导演和制作选择，帮助他们创作然后描绘的现实”，但不能把他们的电影作为进入法律体系的现实“窗口”。

《制造杀人犯》这部纪录片涵盖了对正义的呼吁，并呼吁质疑定罪的依据，极大的提高观众的参与度。性、人际关系和不公正是纪录片的关键领域，所有这些都将观众推向情感点。可以肯定的是，说这些电影风格的变化使当代流行电影比旧电影更好是不恰当的，评判一部好电影的标准应该更多的是影片叙事的本质，而不是观众的参与度。在观众离开电影院或关掉DVD播放器、高清电视、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后，这种沉浸感可能很快就会消失。当然，电影的创作者必然是希望故事的影响能在观众的精神生活中萦绕更久。